20世纪中叶中国语境下的安徒生童话-Andersen'sFairyTalesintheContextofMid20th-CenturyChina.docx

20世纪中叶中国语境下的安徒生童话Andersen,sFairyTalesintheContextofMid20th-CenturyChina作者：钱中丽作者简介：钱中丽，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原文出处：外国文学研究（武汉）2011年第1期第143-150页内容提要：安徒生是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作家，他的童话自1913年第一次被周作人介绍到中国后，一直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在近百年的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和阐释中，本文选择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时期的接受和阐释进行探讨。在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安徒生童话区别于丹麦文化下的安徒生童话，体现了形象学理论中的异国形象。在这一时期，对安徒生童话的解读特色主要体现在人物被划分为不同阶级，童心、幻想与诗意被遮蔽，基督教因素被剔除。中国语境中的安徒生童话是自我在言说他者的时候，却言说了自我。AndersenisawriterfamiliartotheChinesereaders.HisfairytaleshavebeenlikedbyChinesereaderseversincetheywerefirstintroducedbyZhouZuorenin1913.ThispaperattemptstostudytheChinesereceptionandinterpretationofndersen,sfairytalesintheperiodfrom1950sto1980sandarguesthatinthesocial,politicalandculturalbackgroundofthisperiodndersen,sfairytaleswerenolongerthefairytalesintheDanishculture;theywerethefairytalesintheChinesecontext,whichpresentaforeignimageinvisible.Inthisperiod,thecharactersofAndersen,sfairytaleswereclassifiedintotwooppositeclasses;childlikeinnocence,imagination,andpoeticflavourwerecovered;Christianelementswereomitted.Andersen,sfairytalesintheChinesecontextofthisperiodshowedthatwhentheselfwasinterpretingtheother,itwasinterpretingitselfaswell.期刊名称：外国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1年06期关键词：安徒生童话/中国语境/异国形象Andersen'sfairytalcs/ChinGSCCOntcXt/foreignimage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ChriStianAnderson,18051875）是世界各国人民所熟知的童话作家，一生创作了168篇童话作品。从1913年安徒生第一次被周作人先生介绍到中国后，安徒生童话就成为中国孩子重要的精神食粮，深深地融入到中国文化中。而在对安徒生和其童话作品研究、翻译和解读中，不可避免地注入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成分，时刻体现着中国人眼中的安徒生。这一现象就是形象学称之为的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所谓异国形象是被视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关于异国看法的总和"（巴柔120）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巴柔121）o作为被注视者文化的安徒生和安徒生童话，在被转换为注视者文化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融入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因子。"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一种舆论）的层面上，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样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外延。我想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巴柔124）。所以，本文拟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的接受和阐释进行探讨。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是由于这个时期安徒生童话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和接受，对安徒生的阐释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本文将通过安徒生童话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研究其中包含的中国文化因素，以及这一时期对安徒生童话形象产生影响的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原因。一、被划分为不同阶级的童话人物这一时期，在对安徒生童话最具这一时代特色的解读是将童话中的人物分成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人物形象。这个时代，安徒生的童话作品被简单地分为两大主题：一类是对上层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揭露和批判，一类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的赞扬和对他们悲惨生活境遇的同情和关心。陈伯吹在其“向安徒生学习什么"中这样评价："他是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爱一切善良的人，同情并且怜悯阶级社会中被压迫的小人物。他怀有强烈的正义感，爱憎分明。憎恨那些人民的敌人、统治者和他们御用的帮凶者，无情地揭露他们的罪恶行为"（69）。于是，"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恶毒的王子"中的王子、"幸运的套鞋”中的大臣、"豌豆上的公主"中的公主等被归为统治阶级。而“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小女孩、"老单身汉"中的老单身汉、"他是一个废物"中的洗衣妇、"幸运的贝儿”中的艺术家等则被归为劳动人民。叶君健在其1958年版安徒生童话选的译者序中这样写道："对于统治阶级的残暴，他一直表示极大的憎恨，对于他们的愚蠢则毫不留情地加以嘲笑。在另一方面，人民的智慧和高尚品质他总是毫无保留地称赞"（91）o"皇帝的新装"和"卖火柴的小女孩"正是这两类主题的代表作品。在叶君健的评论中，"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被归为"统治阶级的头子"（鞋匠的儿子67）,他们挥霍、奢侈、愚蠢、虚荣和可笑；而“卖火柴的小女孩"被认为是"劳苦的人在这个社会里所受的委屈和痛苦一个典型的例子"（鞋匠的儿子75）,在欢快的新年的除夕里，被活活地冻死了。由于作品被简单地分为两大主题，对多样性的人性划分随之简单：上层统治阶级是奢侈的、残暴的和愚蠢的，比如"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夜鹰"中的大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中的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牧猪人”中的公主等等。与“这种人的傲慢和愚蠢成为对照的，是那些勤劳、勇敢和正直的平民”（叶君健，鞋匠的儿子68）,如"丑小鸭”中的丑小鸭是一个“怀有高尚理想和志趣的人"，也是"一个朴素和谦虚的人"，"这种气质是人民的本色"（叶君健,鞋匠的儿子70）还有"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中珍视爱情胜于金钱的老夫妇、"一点成绩"中为救出冰上的游人，放火烧掉了自己唯一的茅屋的老婆婆等等。对于不同出身却拥有相反的品性的童话人物，评论随之给予了适当的调整。"海的女儿"中的小人鱼、“野天鹅"中的艾丽莎被归类为"贵族中的叛逆"，被认为是"要突破贵族的那种庸俗的狭隘圈子而追求更高尚的生活"（叶君健，鞋匠的儿子72）。而"踩着面包走的女孩"中的英格儿被批评为"忘本的穷苦人"，出现了"由于境况的改变所造成的立场的摇摆或丧失的问题"（浦漫汀126）。就连作家本人也未逃脱被划分为阶级的命运。叶君健在鞋匠的儿子一书中这样写道：”奥登塞虽然是小小富恩岛上的一个落后的市镇，但贵族和地主却住得不少。他们把人截然分成两个不同的阶层。安徒生一家是属于所谓的下层社会的人"（3）。"安徒生是从穷人中来的，所以他能体会到穷苦人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所受的委屈和痛苦”（叶君健，鞋匠的儿子67）0在这里，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丑小鸭”中的丑小鸭作为作者生平的写照，也被归于下层劳动人民阶级。金近在“安徒生童话的成就"一文中这样写道："安徒生把这只丑小鸭写得那么可爱，心地那么纯洁，就像旧社会里一个所谓其貌不扬，身无分文的人，他只希望能活下来，干点有益于人类的事。但在黑暗的旧社会，连这一点也是不允许的，丑小鸭的遭遇，多像一个在旧社会里衣衫破烂，无依无靠的孤JlJ啊"（109）。叶君健于1983年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描述安徒生生平的一本著作即是用不丑的丑小鸭来命名。浦漫汀也认为"丑小鸭中的丑小鸭等童话主人公渗透了作家本人的个性与经历"（24）,对于安徒生的生平，她还这样评价道："安徒生的那种不管条件如何始终坚持与命运抗争，正是集中了他所出生的阶级和劳苦大众身上的天然的平等要求与反抗精神"（11）。二、被遮蔽的童心、幻想与诗意安徒生童话诗意浓郁、奇异优美、富于幻想。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在中国受到了不同方式的关注。20世纪初是大加推崇式的关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则是批判式的关注，而建国后到20世纪的80年代又是遮蔽式的关注。20世纪初，周作人这样评价安徒生：”他独一无二的特色，就止在小儿一样的文章，同野蛮一般的思想上"，"他是诗人，又是个老孩子"（8-9）。赵景深在与周作人讨论童话问题的书信中，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安徒生童话有两大特点：一是"和儿童的心相近"，二是"和自然的美相接"。认为他的童话"处处合于儿童心理"，"大半含有极丰富的诗意“（1718）。到了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安徒生的童话则被认为逃避现实，安徒生甚至被批评为“住在花园里写作的老糊涂"（金星138）o50年代到80年代，对安徒生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的态度既不像五四时期的竭力推崇，也不是三、四十年代的暧昧、矛盾的批判，这个时代，对安徒生童话中的的童心、幻想与诗意采取了折衷的态度。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虽然受到了赞扬和正面的关注，但对其赞扬和关注却遮蔽在其现实主义作家的形象之下。在这个时代的阐释下，安徒生是具有深厚的阶级情感的安徒生，他来自于贫苦的家庭，对贫苦的劳动人民充满了同情，对罪恶的不平等社会制度充满了痛恨，对统治阶级充满了讽刺和批判，对下一代充满了责任和关切，安徒生被这个时代授予了现实主义作家的称号。叶君健认为"安徒生是丹麦19世纪的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关于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16）,陈伯吹认为安徒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同时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和平斗士"（"向安徒生学习什么”74）,浦漫汀认为“安徒生的一生就其实质来说，基本上也是作为封建王国的叛逆者、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的"（8）。韦苇认为"安徒生也和其它现实主义作家一样，站在同情劳动人民不幸遭遇的立场上，愤怒地鞭打和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丑恶”（179）。王泉根认为安徒生"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丹麦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始终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论安徒生童话的艺术"150）。在这个时代的阐释下，安徒生对罪恶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充满了痛恨和批判，对人民充满了同情，对统治阶级充满了批判，其写作目的也随之具有中国式的倾向性，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只是他表达现实生活内容的外在的、辅助的表现形式，是教育儿童的手段和方法。作为"丹麦19世纪的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安徒生下一代充满了责任和关切。他有责任揭露旧世界的黑暗，有责任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有责任来启发儿童憧憬美好的未来。在对安徒生童话的探讨中，是对安徒生童话的思想意义的偏重，其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只是作为教育儿童、表现阶级社会中的现实的方法和外在的形式，在这种现实主义的解读下，安徒生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被关注，同时又被遮蔽，其童心被遮蔽于成人之心之中,其幻想被现实所笼罩，其诗意被其教育意义的实用性所掩盖，安徒生童话中的丰富的意蕴、独特的个性与复杂性也随之被掩盖。无需否认，这个时期研究安徒生的学者大都对安徒生童话中的童心、幻想与诗意进行了赞美，如陈伯吹称赞安徒生"是一位天才的儿童诗人"（"安徒生童话的艺术评价"75）,叶君健赞美安徒生童话”充满了美丽